移栽后，大树的根被“限制”在这般大的“花盆”内，“花盆”的底部也与地面隔离，方便下次移栽。

　　“没有买卖，就没有盗采，也不会有大树进城。”记者在走访花木集散地时，河南省著名公益人士崔晟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国著名植物学家蒋高直言，在大树进城热潮的背后，隐藏着一条灰色的利益链：从乡下农民到大树贩子，接着到园林施工负责人，再到园林设计者，最后到政府主管领导。

　　从上游采伐大树，到下游的园林绿化投资热，大树除了被“误判”的观赏和生态功能外，更是一棵棵“魔力”非凡的经济体，带动“炒大树”热。近年来，园林绿化成热门行业，也成了腐败的高发区。

　　广东省陈村镇是华南地区花木交易的“老字号”。在“大树进城”的整个环节中，它是一个中途“驿站”。

　　在这个华南地区的大“驿站”，乘着“大树进城”的洪流一夜暴富的神话，仍能寻到“踪迹”。

　　一棵两百多年树龄的罗汉松，造型成功后，售价在130万元。高约4米的罗汉松，被栽种在特制的“花盆”里，“待字闺中”。在陈村镇，有这样一条古树苗圃街，正是3年前“疯炒”罗汉松留下来的印记。只是比起三年前动辄200万元一棵的价格有些回落。年轻的园林老板坦言，这棵罗汉松的进价大约是70多万元，能卖出去，就是对半赚。

　　在道路两旁并不宽敞的苗圃里，大树的身影显得有些突兀。苗圃老板介绍，几年前兴起了种大树热。

　　园里存活下来的有几棵80年树龄的香樟树，从广西运过来，价格不菲，卖到8万~13万元，从韶关运来的一棵百年以上的桔树，并不是稀有品种，价格在3万元左右。

　　这些大树在这里已经栽种了3年多时间，现在正是出手的好时节。既要卖也要买。“是一年当中最忙的时候，每天接到不少电话，有外地农民，也有苗圃，要我们去看货，有意向的话，过两天大树就被送过来了”，老板说，前几年最疯狂的时候，每到晚上，一辆辆大卡车把树拉到这里“摆摊”卖，大家就抢着过来挑。

　　陈村的花木苗圃“小作坊”流行的管理方式是：将联系电话挂在苗圃门口，平日雇佣当地农民给树木浇水，这些“水工”常常给附近的几家园子浇水，他们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对园艺技术，这些林木老板们基本上都是“无师自通”。

　　虽然离开一线讲台有些年，华南农业大学林学院生态植物系教授古炎坤对“大树进城”，以及掀起来的“炒大树”热潮看在眼里。

　　在这场热潮中，“搏出位”的成了大园林公司，剩下的只是“小打小闹”。“要尊重自然规律，很多人都不懂。”古炎坤说，他常收到园林公司的邀请，高薪聘请他去做顾问，但他都拒绝了。遇到“三顾茅庐”的，他只能告诉来访者：“哪些树不适合移，哪些树只能适当地移。”

　　眼见着“炒大树”已成定局，他也只能给一些善意的建议。几年前大炒罗汉松，各路炒家都是“一本万利”。广东一家排名前三甲的园林公司想去湖北神农架深山挖几十棵百年罗汉松，将其移至东莞。公司老板登门拜访，寻求意见。古炎坤建议：“罗汉松本生活在湖北的高山上，那里属于温带气候，把高山植物移到亚热带平地，即使能活，也不会长得太好。即便是向气候相似的河南、山东移，也会因为树在移栽时细胞浓度低，耐寒性差，遇到北方寒冷天气，不容易活。”

　　这位老板后来听取了建议。“几年前，一棵罗汉松的出山价是几万元，回来还不一定养得好。为了挖树，还要临时修一条上山的路。”古炎坤说，对这个老板来说，起码挽回了几百万元的损失。

　　佛山高明的一位花木老板就没这么幸运了。古炎坤记得，去年11月一个毕业的学生找到他，请求他帮忙。这个学生任职的园林公司，从湖南、广西、海南移栽了一批大树，出现集体枯死的前兆。古炎坤“义务出诊”了一次：“种的树都已经奄奄一息，有些树完全不行了。”

　　他看到这些大树的树冠很大，但吸收水分的根全部都被砍掉了，由于缺水，大多数都干枯死掉了。

　　“移植时不能全部断根，应先断四分之一，过20天再断四分之一。但要求农民用科学的移栽技术去‘盗树’，有可能吗？”这些年来，古炎坤也越来越迷惑：外面都在讲绿色、生态，但总是被不太懂行的人，弄出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创举”。

　　他讲道，上世纪90年代，全国流行建大广场大草坪。“那时，建好了请专家去看，大家都说好”，古炎坤心想：“草坪是刚建好的，总不能泼冷水，但时间长了问题就会出来。”事实证明，“大草坪不仅不能释放多少氧气，在夏季还有聚热的效果，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很快，这股风潮就自然过去了”。

　　“改革开放后，城镇化、工业化大爆发。房地产大发展起来”，与树木打交道50多年，古炎坤看着“大草坪”热转变成“大树”热，他说：“不知从哪里吹来的‘风’，要生态，以为种大树、小桥流水就是生态。”

　　然而，说到这些房地产开发商还是“无伤大雅”，但加上当地政府的组织推动，推动力量就不可估量。

　　“按道理，这些树都是不能出山的，但某一级政府要，你给不给？”从事林业研究多年，古炎坤深知，“很多时候，有关部门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从上世纪末“进城”的大树，被大量集中安置在命名为生态园、植物园、古树园、世博园等官方投入的项目中。“曾经有位领导派了很多公务人员去全国熟悉种苗，想建最大的植物博览园”，古炎坤摆摆头：“不行的，不行的”。

　　不成功的例子古炎坤随口举来：“1999年昆明搞世博会，要造个热带雨林，我说是‘开玩笑’。”果不其然，这几年，植物博览会也悄然失去了踪迹。

　　他拿广东来说，“植物从热带、亚热带（湖南、湖北）等地移植过来，在阴凉的地方种还能存活，但非要把高海拔的雪松、白皮松、罗汉松移植过来，就很难活。”

　　这样的情况多了，反而让人见怪不怪了，“多年来，一直jinnian金年会官网就是这样的状态。”他分析：“对大树交易地来说，能增加财政收入，老百姓也能挣到钱。”这些年来发展起来的花木园林县、镇、村，无一成为增加当地财政和农民收入的特色产业。

　　记者走访被称为“中国花木第一县”的鄢陵县，以前是“地上无风景，地下无资源，工业无基础”的“三无”县，正是靠花木发展起来了。而买卖大树，也成为其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经营项目。

　　“没有背后的支持，不可能走到今天”。鄢陵县当地一家园林公司的老板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这个公开的“秘密”：政府各部门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县里每个部门要根据大树的销售量来考核。

　　这位老板还说道，各部门不仅招商引资，还对村民承包的林地对应包片管理，并为当地园林公司与树源地提供对称信息，促使交易。

　　在疯狂的“大树进城”中，大树的“魔力”早已超越了它的生态价值。大树的价格从农民手中的“柴火价”，到苗圃、园林公司翻十倍，再到最后的采购者手里，扶摇直上，令人咂舌。

　　据悉，一株普通的榕树，采购价高达10余万元；一项实际支出60多万元的城市绿化工程，账面支付款涨到了150多万元。轰轰烈烈的炒树热背后，除了民间炒家的市场哄抬，有些更是权力寻租的结果。

　　“市政绿化的大树不论死活，最后都由政府买了单”，面对死亡的大树，郑州环保志愿者崔晟无意点破了玄机。

　　去年5月广西防城港市园林“窝案”一审判决揭开“天价大树”之谜。防城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钟健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析道：一项普通绿化工程，财政预算投资200多万元，工程造价只需六七十万元，通过虚开发票多套取了70多万元，离预算额度还差几十万元。

　　“园林绿化工程领域包含较多技术含量和设计因素、采购招标无章可循、许多项目不透明，监管难度大。”在钟健针看来，“大树”无疑提供了天赐良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有些地方提供了政府采购指导价，但大树枝丫支数、树冠形状、树高等却很难做出统一指标，因此价格随意性自然很大。

　　据报道，近年来，重庆、杭州、郴州等地均曝出了园林腐败案。同时，2012年3月，青岛政府决定一年拿出40亿元巨资种树，占到全市财政收入的7.2%；2011年12月，合肥蜀山区南岗镇从越南原始森林陆续引进250棵百岁以上的紫薇树，每棵古树大约40万元，这些类似的天价绿化仍在继续。

　　当大树点燃的“利欲”正急剧发酵时，在河南桐柏的老山上，却讲述着另外一番故事。

　　在河南，环保志愿者无人不知道老王。50年来，他守着一片国家公益林和一个不通水、不通电、不通路的大山中的家。

　　老王本名王成华，他13岁跟父亲上山种树，1985年实行林地承包，有了自己的林子。林子里的树越长越好，老王原本准备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基业。但2005年林权改革后，他的林子被划为国家公益林，他已经不能再砍一棵树。

　　“栽树、护树一辈子，不见效益。”看着周边林子里的树下山了，村民们有钱了，老王虽这样说，但他坚持不砍一棵树，还主动做起了义务护林员。

　　村里人嘲笑他，老王也不计较。为了防止偷树贼，他还把大女儿送到少林寺学武，回来再教几个弟弟、妹妹，一家人都能来两手。

　　觊觎这片林子的人不少，特别是山上的大树古树。前几年，一直有人想买老王山上一棵百年辛夷树，给他几万元，还承诺帮他修路，“路一修通，这片林子就完了。”老王怎么也没答应。

　　老王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做了一辈子义务护林员，连土地补贴、林业补贴也没有拿到，村里要么不给、要么少给。”

　　更让老王放不下心的是：很多护林员都不让干了，新任的护林员都是村干部的亲戚，根本不是来护林的，而是合伙偷树的。

　　如今，老王的五个儿女也都已下山，老王却依然守护着这片山。“这片林子就是我的命。”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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