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会app,由宏大时代剧变和历史事件细微处的耦合切入，有助于全面理解《重放的鲜花》成书的复杂背景和历史动因。由资深编辑左泥及相关事件参与者的叙述为考察的立足点，寻绎《重放的鲜花》成书的历史信息，以期呈现彼时历史转型期的“乍暖还寒”样态。《重放的鲜花》初版、再版和传播的历史过程表征了一种胜利者归来的姿态和英雄式的历史荣耀。在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重放的鲜花》被有选择地解读和使用，其艺术和思想上的多重内涵难免遭受遮蔽和减损。

　　《重放的鲜花》（以下简称《鲜花》）是新时期伊始重要的文学选本，在当时及此后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其功甚大。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79年5月初版，共计选用二十篇短章作品。这些被选入的作品都曾首刊于1956—1957年“百花时代”的各大文学刊物，并一度引发热议和广泛影响，进而都于嗣后的被批为“毒草”，成为“一股创作上的逆流”。1在新时期，这些当年的“毒草”转而成为“重放的鲜花”，历史的吊诡与戏剧性由此彰显。关于此书的编纂，先前已有相关文章给予介绍，但大多对历史语境中的驳杂与犹疑本身多有阙如或遮蔽。那么，由宏大时代剧变和历史事件细微处的耦合切入，有助于全面理解《重放的鲜花》成书的复杂背景和历史动因，促进我们更好地把握其与彼时文学秩序重构的深层关系。

　　《鲜花》甫一出版，立刻就招致关注并成为当时文坛热点话题。据其版权页信息，《鲜花》发行量甚大，第一次印刷就是10万册，且于6个月后第二次印刷仍加印10万册。同时，《鲜花》出版吸引了“从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广播电台，到全国各省市的报纸、刊物”的广泛关注，更有全国热情读者纷纷来信，“甚至放鞭炮庆祝出版”2。白桦在第四次文代会发言中大力称赞《鲜花》，声言“一本《重放的鲜花》说明了二十多年文学创作界的功过”3。《鲜花》的“轰动”是历史与时代现实使然，因此回到历史现场则显得异常重要。所谓新时期，本身就是相对于“旧时期”而言的。彼时，中国人刚从的梦魇中挣脱出来。但是，前途究竟怎样？似乎尚未见明朗。

　　我们这些“当代人”在回溯历史的时候仿佛总是更易于见到历史一路昂扬胜利的姿态，对其细微和乖谬处常流于忽略，这对于更好地理解历史事实似乎未见得就全是好事。1976年9月9日，风云巨变，逝世；不久后的10月6日，自称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的“”中央政治局“隔离审查”。嗣后的10月22日，《人民日报》以套红标题《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热烈庆祝粉碎“”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刊登新华社21日夜报道的北京群众的庆祝活动；从此，全国传媒才开始公开报道“”垮台的消息。但中国到底要往哪里走呢？1977年2月，“两个凡是”被提出；一切仿佛尽在掌控之中。1977年8月12日，十一大召开，党的新的最高领袖在政治报告中对“无产阶级”反复使用了“胜利结束”的论定，同时，又申明“粉碎‘’，是无产阶级的又一个伟大胜利”4；并且宣示：“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还要进行多次。”5在彼时的决策者看来，打倒的是“”，而毛主席一贯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是不容置疑的。这其中所存在的巨大冲撞则显而易见。诚如吴俊所指出的，1976年后的两年的文学生态“不仅是一种文学的尴尬，更像是一种政治的尴尬”6。不难发见，在“两个凡是”的笼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进的手脚似乎被束缚住了。假设严格遵循“两个凡是”，那么诸多在时期制定的方针、政策就必须被继续贯彻执行，那么“拨乱反正”就可能仅仅流于口号。诚如所言：“‘两个凡是’成为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拨乱反正’的‘拦路虎’。”7历史径向“新时期”转变的契机首先发生于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由此在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迅猛浪潮。这篇文章先是于5月11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载，再于11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同时转载，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报纸也都陆续转载。该文从国际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实践着手，将实践提升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重要地位。该文全篇都没有提及所谓“两个凡是”，但句句却指向“两个凡是”。也就是说，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讲，“两个凡是”是毫无立足之地的。该文所谓“唯一”的定性在哲学上后来着实有其被指摘之处，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一坚定有力的哲学呐喊却如同一束高光照亮了求索中的有识之士。“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并被比作是20世纪中国又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把中国这艘巨轮推至正航贡献甚巨。关键不是说了什么或怎么说的，而在于借重实践检验真理这一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引领风潮。

　　“真理标准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桎梏，并为此后的政治生态变动做了思想准备。最终于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政者宣示要将“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8。以此为重要转捩，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渐次启动。但是，究竟要如何“拨乱”，如何“反正”，则似乎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此时，虽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成为官方立场，但实际的限度和红线则有待进一步显现。此时，距离《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对于航向的“拨转”到《决议》（1981年6月）对于历史问题的“定调”这一时期实际上最主要的历史动力还在于“实践”，借助实践来检验真理成为当时有识者的不二选择。当此之际，文学秩序重构的热情和想象已经被持续激发，《鲜花》的编纂成书就在此气氛下孕育而生。从这个角度来看，《鲜花》就是“实践”的典范，其编者的胆与识值得被书于历史。

　　《鲜花》文本主要出自百花时代，其作者群于1957年的中几乎都沦为“”。1978年4月5日，中央发布第十一号文件，批复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摘掉全部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明确指出：“现在全部摘掉分子帽子是必要的。”9但在针对具体事件及个人的“改正”上，则显得颇费周章，远不能一蹴而就。《鲜花》编纂之际，多位作者尚未得到彻底甚至还继续沦于难中。《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就“仍在苦斗之中，自信光明磊落，终有大白之日”10。1978年12月5日，《文艺报》与《文学评论》联合召开“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集中关注“‘文革’中受迫害的作家和被打成毒草的作品的落实政策问题”。通过这次座谈会，获得者一百余部，但涉及到的百花时代罹难的文学作品却甚为寥寥；据可查资料，得到的《鲜花》文本目前仅见到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在桥梁工地上》。11长期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管理工作的江曾培回忆说：“1979年底，粉碎‘’虽然已经三年多，但是‘两个凡是’思潮还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资深文学编辑左泥……萌生了将过去批判错了的作品重新出版的念头。”12文学选本，本身就以其对“文”有意识的“选”而参与着文学批评生态和文学史的建设；并且，“就七八十年代而言，选本的出版，某种程度上表明了文学观的变迁”13。作为新中国文艺出版事业的重镇，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一时期，对文学秩序重构具有重大指标意义的当然跳不过《鲜花》，但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所参与并致力于的文学选本编纂工作其实早于《鲜花》已然展开，这就是上、中、下三册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的编纂成书。《建国以来》前两册出版于1978年5月（出版说明写于1978年1月），下册出版于1980年1月，《鲜花》则出版于1979年5月。同一家出版社，在非常接近的时间针对同一选目时段编纂文学选本，这就使得对比评述《建国以来》和《鲜花》显得饶有意味。《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出版时，“新时期”尚未真正到来，历史尚处于暧昧不明的阶段，因此其在篇目选择上多少选择了相对安全的策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前两册选入《鲜花》作者一位（方之），但并无《鲜花》文本选入。《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出版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其选目相对有所突破，正如编者所说明的：“编选《建国以来短篇小说》，那还是一九七七年四、五月间的事情。本来准备出上、下两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下册付型的时候，我们感到有必要增补一些作品，决定改出上、中、下三册，因此在体例上有些混乱。”14既已申明“随着形势的发展”要有所“增补”，并同样处理的是“十七年”时段，在选目上与《鲜花》重合的却只有王蒙一人及其《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篇。不仅仅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彼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有多种关于“建国以来”的文学选本编纂并出版，较为重要的是总计八册的《短篇小说选（1949—1979）》（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选》从1979年5月第一册出版起陆续出版，于1981年5月出齐前七册。《短篇小说选》前七册共享一篇标记为1978年10月的“编选说明”，其中说：“目前，在新的长征路上，广大文艺工作者正在努力创作崭新的作品，为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出贡献。”15“编选说明”特别指出：“由于编辑水平有限，资料搜集不足，这部选集难免有遗漏或不当之处，切盼得到广大读者、作者和各有关方面的批评、帮助，我们将在再版或出最后一册时改正和补遗。”16作为“改正和补遗”的第八册出版于1982年1月，该册标记为1980年10月的“编后”解释说：“就在这部选集编辑过程中，随着我国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文艺创作出现了建国以来空前的繁荣景象。我们为之欢欣鼓舞，但编选工作也遇到新的难题……”17足以想见，“政治经济等方面发生的巨大变革”和编选工作中的“新的难题”促使《短篇小说选》出版过程颇显“周折”；与此同时，这一“周折”的过程却也隐约委婉地折射了新时期初期同样颇为“周折”的历史环境。总计八册的《短篇小说选》共辑入“234位作家的278篇作品”（据第八册“编后”）；另据本文作者翻检，这八册《短篇小说》共选入《鲜花》作者10位（包括方之、王蒙、邓友梅、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宗璞、南丁、秦兆阳和耿龙祥），共选入《鲜花》文本则只有3篇（包括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的《改选》和宗璞的《红豆》）。上海文艺社的《建国以来短篇小说》和人民文学社的《短篇小说选》在面对百花时代及这两段敏感的历史时，似乎都选择了更为稳妥的策略。与之相对，《鲜花》的成书及出场则显得颇为大胆和果敢。诚如江曾培忆及《鲜花》与该书责任编辑左泥时流露出的赞赏之语：“编辑的胆与识，还应当表现在政治上。”18彼时，文学实在不仅仅只是文学，其并且亦关乎政治的敏锐性和基于其上的对敏感事件的把握能力。

　　就在“乍暖还寒”的时刻，《鲜花》之编纂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左泥事后描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思想大大活跃起来，有人提议将解放以来被错误批判、禁止出版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以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此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了讨论。”19可见，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给予上海文艺出版社敏锐的编辑群体以启发和鼓舞。后来，“社里决定首先选编1957年反右期间被批判的‘毒草’出版，并以发表于中央和省市级的刊物上，同时公开批判的有全国影响的小说、散文、特写为主”。20该书初拟名为《迟开的鲜花》，后“采用了文学室负责人吴真的意见，定为《重放的鲜花》”。21所谓“鲜花”“重放”，其重新检定历史的意味相当明显。

　　左泥是《鲜花》一书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人已于2004年故去。据左泥自述，其是“半途出家、票友下海走上靠笔杆吃饭这条路的人”，经多年遭际，定下了这样的原则：“凡是‘穿心烂的苹果’，干脆扔进垃圾桶去；如果只是有点烂疤，那便将烂疤挖掉留下。当然，作品是个整体，有些烂疤是不好挖的，那就权衡是否符合正常的实感线另由孔明珠的回忆性散文也可进一步为我们还原左泥其人，“很高，仙风道骨，如果穿上长衫，手里卷了线装书，飘走过来，活脱就是古代诗书贤达”，“上世纪60年代已在上海作协《收获》《上海文学》举办的创作学习班里负责辅导业余作者，他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在特殊年代，他以善良的人性帮助老作家脱离险境。待到改革开放，他首先站出来主持编选《重放的鲜花》这本老作家作品集”，“一生低调从事文学出版工作，扶持年轻作家”，并且，提醒年轻的文字工作者孔明珠“不能光盯着热门的人啊，有很多老作家现在很寂寞，没有人理睬”。23可见，这也是一位颇有真性情的人，其在工作业务上的严谨认真，在职业操守上的高标和追求，都与《鲜花》日后的引人关注不无关联。

　　查阅左泥留下的可见的文字，关于《鲜花》编纂及成书一事就有多达七篇文章，可以想见《鲜花》一书在这位资深编辑生命中留下了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左泥关于《鲜花》的文字记录执笔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大致可呈现如下。

　　左泥的记述，依其时代背景，也依其措辞和语态大致可分为两个差异显豁的历史阶段：新时期初期，彼时暧昧与犹疑尚未完全厘清；新世纪前后，彼时喧嚣早已落定，对历史可做更为冷静与客观的审视。进一步爬梳左泥于不同时期的描述，可寻获若干饶有趣味的历史细节。需要说明的是，1999年收入左泥个人文集《地摊集》的《鲜花重放二十春——〈重放的鲜花〉编辑杂忆》与2004年发表于《编辑学刊》的《〈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在文字上多有雷同或重复，其间差异容或忽略，因此就不再赘引。

　　粉碎了“”，这些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了使一些长期被禁锢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篇章，编辑成这本集子。

　　一九七九年年初，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为错划的同志等一系列拨乱反正工作，也在积极进行。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将中被打成毒草或批判过的作品重新评价，编辑出版。

　　1978年夏天，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思想大大活跃起来，有人提议将解放以来被错误批判、禁止出版的作品收集起来出版，以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对此领导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了讨论……于是，社里决定首先选编1957年反右期间被批判的“毒草”出版……我们编选这些“毒草”出版，实际上是为了它们向社会公开宣布，这是无法回避也毋庸回避的。

　　在陈述编纂缘由时，编者再三重申“粉碎‘’”“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历史事件的重大影响，编者并且接连使用“拨乱反正”“”等具有重启历史内涵的表述。可以说，《鲜花》的编纂有其重要的历史契机。无论是所谓“”，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等事件的述及，不仅见证了编者把握重大历史事件的热情，也可显见《鲜花》选本回应时代热点的敏锐。不难见到，编者在新时期初期对其编纂动机的陈述还相当节制；二十多年后的追忆中，却加上了诸如“立即”这样的表明其行动迅速的副词性的修饰语，以及多了诸如“无法回避也毋庸回避”这样坚定的描述。

　　总的说来，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即使其中的某些篇，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不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不把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般错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同起来，就不应该剥夺它们与读者见面的权利，不能否认它们存在的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些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缺点错误的大小，将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检验和评定。

　　《重放的鲜花》的出版，不仅为这些作品平了反（其中的某些篇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毕竟不应受到如此粗暴的批判和禁锢），也可为回顾解放以来文艺战线的斗争提供一份资料。

　　（“干预生活”类作品）在揭示问题的深浅和艺术成就的高低方面各有不同，但也都具有这种揭示社会现实矛盾，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功效。……（爱情题材作品）确实有些爱情描写，反映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格调低下，情趣庸俗。

　　这类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揭露也好，批评也好，讽刺也好，都是赤胆忠心，与人为善，相当温良恭俭让的。那光明战胜阴暗、先进人物压倒落后分子的倾向也很鲜明。

　　这些冲破题材禁区的作品（本文作者按：指的是爱情题材类作品），思想健康，观念积极，歌颂真善美的高尚情操，鞭挞假恶丑的卑微灵魂；感情纯朴，描写也干干净净，没有一点污言秽语。

　　《重放的鲜花》出版以后，也不是只有赞扬，没有非议……但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深入宣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入人心，责问的、要“状告”的都偃旗息鼓了。这也可见“真理标准”的讨论，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是一场多么曲折艰难的斗争！

　　由以上对照也可看出显而易见的表述上的差异：新时期初期的表述中，编者多采用“虽然……但是……”这样的转折关系的复句，表示一种事实的承让和语气上的推脱；新世纪后再度回顾往事，则更多了正面的、单句式的陈述，语气更其有力，态度则更其明确。何以如此？其实还是时局使然。另外，在选目的过程中，为了权衡利弊，编者也是煞费苦心。比如：“要不要将流沙河的《草木篇》收入，是在遴选过程中碰到的严峻考验。”再如：“小说《戒指》……我们未能从‘人性论’‘异化’‘修正主义’这些紧箍咒中彻底解放出来，斟酌再三，还是从选目中拉掉了。”24在《鲜花》成书这一事件肇始之初，又处于那样一个“乍暖还寒”的时代，编者本身也是颇有犹疑和顾虑的。这种犹疑和顾虑随着时局的更其明朗将渐次被驱散。

　　无论是在哪个时期回溯往事，编者都特别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真理标准讨论”的问题。这种再三的强调，实际上就一再申说了《鲜花》成书在当时文学场生态背景下的“实践”性质。这种具有特定“实践”性质的文学事件，成功还是失败，在“实践”之初，其实编者未必具有全然必胜的把握；若干年后，再度回溯往事，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实践”勇气，则成为当事人宣示其胆与识的不二荣耀。再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鲜花》的封面设计采用的图案是一支红色的花朵从黑暗中冲越了出来，据江曾培描述：“左泥和美术编辑方昉讨论出这个方案时，有人提出不要用黑色，担心过分渲染突破禁区的效果会招来非议，建议改用红色，但左泥和方昉坚决未改。”25尽管可能已目睹或想见过诸般不忍之遭际，《鲜花》成书事件的相关参与者的坚持和尝试还是值得后人予以敬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言足以作为《鲜花》成书这一文学事件的最大动因，也足以成为其此后将被书写于历史的高标所在。

　　另有一桩谜案值得关注。文学期刊《小说界》1988年第2期刊出了一篇名为《〈重放的鲜花〉新版代序》的文章，据该文“编者按”介绍：“《重放的鲜花》一书的新版本，将于今年出版。”26据此，《重放的鲜花》应于是年推出新版。经再三查询，此一时期该书新版本付之阙如。《小说界》是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刊物，且本文所引当期刊物的美术编辑正是十年前（1979年）《鲜花》的装帧设计方昉，发稿编辑共计五人，列第一位者正是左泥。笔者不揣冒昧，为此还电话联系了当期《小说界》五位编辑中健在的一位（现已退休），该编辑老师回复说：“时间太久了，我也记不清了。”据现在这份留存的《新版代序》可见当时主持编订者的两大设想：其一，所选篇目的变化。新版本将之前“拉掉”的李岸的短篇小说《戒指》辑入了，另还增收了16位作者新写的有关文章。就选目来看，新版显得更为开放和自信了。显而易见，初版之际的“乍暖还寒”早已烟消云散，再次成书的历史语境和当下问题都已经截然不同了。其二，当年的“受难者”现身说法，包括王蒙、、陆文夫和流沙河在内的四位作者借助“代序”分别发声了。这些“复出”的作家在回顾往事时，多了几分九死一生的悲壮，“我永远也忘记不了知识分子的灾难和我们民族的那场浩劫”，“天苍苍，野茫茫，风啊你是见证，牛羊你们也是见证”。27情感没有关阑的流泻显而易见，彼时已无须刻意隐晦。至于说这个行将付梓的《鲜花》新版本最终为何未能面世，则有待进一步追索。

　　时隔若干年，《鲜花》由文艺出版社于2000年7月再版，并作为“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之一向广大读者隆重推介。2000年再版的《鲜花》作为一种回顾和致敬，其影响力自然已难与1979年的初版同日而语。同样不难发见，再版的《鲜花》已似乎不简单是一个文学选本或商品化的图书了，它更清晰地表征了一种胜利者归来的姿态，一种英雄式的历史荣耀。就此，线性的、进化论式的历史发展渐次呈现开来。某种程度上，作为文学选本的《鲜花》在当时引起的巨大购买热潮和后来所被念兹在兹的文学史轰动效应在它的创造者心目中未必然就能全数得以预见。

　　如前所述，《鲜花》所选篇目属于二度发表，这些作品首次发表于1956—1957年间，并于嗣后的中被集体打倒。连同它们的作者一起，这些曾经绽放的美丽“鲜花”一度沦为了人们嗤之以鼻、群起攻之的“毒草”。前文已经提及，在“文革”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百花时代的“毒草”其身份还是暧昧不明的。《鲜花》则如其封面所示，以一抹鲜红从黑暗中冲越而出了。其别开生面与别具一格，势必注定不会平庸。在谈及《鲜花》的文学史价值时，江曾培认为《鲜花》“既是当时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的产物，又推动了当时的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28；吴舒洁认为其“被视为是文艺界和编辑出版界拨乱反正的一个标志”29。徐勇的见解则更富有鲜明的当下意识：“现代选本的批评性表现在，它是一种具有时效性和当代性的文学批评实践。它立足的是当代的文学创作，或者说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换言之，现代选本，不论是选自古代的、西方的，或当下的，它都是为当代或当下服务的……也正是这种当代意识，决定了现代选本往往并非旨在构筑经典，而是意在服务当前的文学创作，达到了这个目标，很多选本也就完成了使命。”30徐勇认为《鲜花》的出版“并非仅仅意在‘拨乱反正’，其意还在于作品背后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换言之，“这些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放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仍有其现实指导意义”。31徐勇进一步申说了《鲜花》成书的两方面意义，第一，“时代的呼应与重心转移”；第二，“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不满和对文学的新的使命的彰显之意”。32其中，第一条指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作为又一个时代转型期（相对于1956-1957年百花时代而言），第二条则针对于新时期之初流行一时的弥漫着伤感情绪的“伤痕”写作。在本文的作者看来，《鲜花》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一方面固然有其拨乱反正的重大轰动效应所在，另一方面，《鲜花》以其本色书写为彼时略显混沌惶惑的文学秩序重构注入了一泉活水。诚如赵雪邑所说：“1979年恰逢建国三十年，一大批总结建国三十年文艺的选本应运而生……出于拨乱反正和参与建构当下文学创作的合法性的需要，十七年文学作品的选本的数量尤多，《重放的鲜花》就是其中独具特色的一部。”33时局环境和现实发展催生了《鲜花》的诞生。一言以蔽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转型期，《鲜花》编纂成书有效地见证并参与了彼时文学秩序重构的历史现场。

　　诚如所言，“在举国欢呼粉碎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欢庆‘第二次解放’的日子里，人民的文艺也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既然“”的文艺，“在政治上是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在文艺上则是反现实主义的”，那么，“坚决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抒人民之深情”则成为必然的选项。34也就是说，人们厌恶了上纲上线和动辄得罪，人们迫切要求改善政治生态，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文革”结束后，先是“伤痕文学”热闹一时，人民的伤痛得以宣泄；再就是“反思文学”，简单的宣泄已不足以言传人民心声。在此过程中，一系列的有关短篇小说的会议讨论也持续开展：1977年10月20日，《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1978年5月，《延河》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1978年9月2日和6日《文艺报》在北京，9月上旬又在上海召开“短篇小说座谈会”。各大报刊也多有相关的短篇小说问题讨论文章刊载。据李丹的考察，通过一系列的会议和讨论，至少对于当时的短篇小说创作有如下几点共识：首先，“这些小说达到了揭露和批判‘’的目的”；其次，“书写了曾经遭受遏制和视为禁忌的话题”；再者，“被认为是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35更为具有指标性的文学大事件则是1978年10月开始启动的“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活动。该活动的“评选标准”如是：“凡从生活出发、符合六条政治标准，艺术上具有独创性的作品，不拘题材、风格皆可推荐。提倡那些能够鼓舞群众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优秀产品。”36该项活动的评选结果后来公布于1979年第4期的《人民文学》，彼时《鲜花》之成书该已行将付梓，因此其评选结果可不必与《鲜花》多做关联；但考虑到1978年这项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的重大影响及其指标性意义，以及其“评选标准”公布的时间点（1978年10月），因此实在可将之与《鲜花》成书并列做一观察。“评选标准”所提的“六条政治标准”出自于百花时代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37“文革”后重提“六条标准”对于打开思路、冲越“极左”束缚有重要价值。再一个是“鼓舞群众为新时期总任务而奋斗的优秀作品”则将文学作品的现实指向加以特别强调并突出。由之，一方面揭批“极左”余毒，一方面关切现实并促进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文学秩序重构的要旨得以渐次清晰。正是在这一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鲜花》成书成为当时又一颇受关注的文学事件。

　　《鲜花》出版不久，《文汇报》即发表许锦根、朱文华的文章《春风吹又生——读〈重放的鲜花〉兼论“干预生活”的口号》，该文为“干预生活”的口号张目，认为《鲜花》一书“把上述体现‘干预生活’精神的作品汇集出版”，“很有意义”，“非常必要”，并且认为“这些作品的思想意义至今并没有磨灭”。38苏叔阳、华然和陈思和在《读书》刊载《捍卫诚实的权利——读〈重放的鲜花〉》的文章，发文为《鲜花》助威：“这集子所收集的都是二十多年前的旧作。但是，读过以后，仍然感到它们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们所指责的、早该成为陈迹的坏现象却依旧存在”。“古往今来的一切传世之作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说出了当时的实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重放的鲜花》之所以历尽严寒在今天出现，还拥有众多的读者，原因也在于此。”39李国权、汪剑光以《人民日报》为平台，撰文称赞《鲜花》出版“顺应了人民的意愿”，《鲜花》文本的生命力在于“敢于对当代最尖锐的问题，提出极其重要的见解，对于人民最关切的问题，给予严肃的回答”。40同样持类似见解的，还有陈传才和周舟的文章：“《重放的鲜花》所选的大部分作品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但敏锐地观察到了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斗争，而且勇敢地把笔触深入到人民内部各种尖锐冲突的底蕴，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心的社会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真实的反映，使作品在党内和人民生活中间，发挥了振聋发聩、引人奋发向上的社会作用。”同时，文章直指《鲜花》的现实意义：“尤其在我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今天，新的形式和艰巨的革命任务要求作家必须拿出‘干预生活’的勇气来。”41上述文章皆为对《鲜花》热情迎纳的即时性评论，且都发表于当时影响较大的几种报刊。不难发见，新时期初期人们之所以欢迎《鲜花》重放，并无完全是因为对历史的“眷恋”；毋宁说，人们看重的仍是现实，也就是《鲜花》文本对于社会现实的重大价值。进一步来讲，《鲜花》之被看重，主要是被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相关联起来了。诚如其编者所申张的：“重读这些二十年前的作品，仍旧强烈地感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在编者的讲述中，通由“干预生活”类作品可“看到那里面塑造的罗立正、陈立栋、刘世吾等形形的官僚主义者，今天还在玷污我们党的荣誉，腐蚀我们党的肌体，妨碍我们奔向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那些爱情题材的作品则“借以拨动人们心中的‘情弦’，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42就选本的前言和介绍等文字来讲，本身的功效就是“引导读者阅读”，为了“保证阅读的正确方向”。43编者的导引果然是行之有效的；与此同时，亦不难发现，这种“行之有效”也仅仅是部分成立的：“干预生活”类作品明显获得了比之“爱情题材”作品更大的关注和更接地气的实际效果。何以如此？显而易见，为了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则务须揭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务须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这是更为迫切的现实需求。彼时，在“伤痕”与“反思”文流的双重推动下，文坛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洪子诚指出，新时期初期，文学界“寻求反叛‘文革’模式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想、文学话语资源”，“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44。恰逢其时，《鲜花》的成书有其回应且能够附和这一时代召唤的自身文本特质。

　　当然，犹豫甚或质疑也是存在的。包括《鲜花》文本在内的新时期文学以“干预现实”和“揭批时弊”催生文坛热点。一时间，关于“歌颂”与“暴露”的话题重新被点燃。攻讦者指斥“在创作队伍中，有些人用阴暗的心理看待人民的伟大事业”，他们“虽没有‘歌德’之嫌，但却有‘缺德’之行”45；歌呼者则认为《鲜花》文本为“揭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优秀作品”，即使时至今日，为祛除“极左”思潮流毒，为根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危害，依然应“拿起笔来战斗，用自己的创作去揭批”，这一切则是要“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四化谱写新的篇章”46。在反攻讦者看来，关于“歌德”与“缺德”的意见与“文艺界的解放思想、打破禁区、放手写作”的氛围“极不和谐”，“犹如春天里刮来的一股冷风”。47不同的是，在新的政策下，写作、批评的“自由度”已有增加。面对一时热议，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出面讲话并力阻事态扩大化，他说：“我们召开这个会，目的是用同志式的、平心静气的方法交谈讨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这种方法，根本区别于、‘’那套打棍子的方法，也区别于‘’前有时曾经采取过的简单、粗暴的方法。我们这样做，是总结了一二十年的历史经验。如果再遇到类似问题（当然不希望再发生），我们就推广这种方法，使文艺上的争论，纳入到一种健康的轨道上来。”48新时期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用意在于“使得那些极‘左’派的理论黯然失色，使一九五七年文艺界反右扩大化的悲剧不至于重演。”49此时此地，攻讦与争论再无百花时代的动辄得咎和动辄获罪。

　　实际上，无论是攻讦者还是歌呼者，其言说范畴都是在一定范围或限度内有效展开的。进一步讲，无论两厢具体观点如何呈现，其争论皆是在《鲜花》诸作于“揭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或“反映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这一相类似的言说前提下进行的。饶有意味的是，《鲜花》文本的作者和最初评论者在言说这些作品时，却不仅仅是把矛头指向所谓“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或所谓的“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早在百花时代，杜黎均就针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意见：“在作品所反映的生活场景里，正面力量和对于生活的信息为什么如此淡薄而模糊？”同时指斥《在悬崖上》“没有对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灵魂的丑恶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鞭打，因而作品对社会主义道德宣扬也就使人感到不够充分”。50《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作者告诫读者“我当时不同意、后来也不同意、现在更加不同意认为林震或者黄佳英是什么‘反官僚主义’的英雄”，并建议读者“用一种新的、理性的、心平气和的批判眼光看待这些作品”。51显而易见，历史现场的复杂性再次被简化并突出其某一面的鲜明特质了。但在1978—1979年的“乍暖还寒”的历史当口，文学秩序的重构实有必要被谨慎地安置于一个相对安全稳妥的范围内。彼时，距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出台还有一段时间，各方势力还在试探彼此的忍耐度和所能接受的底线。即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一方为了避免1950年代苏联时期后斯大林时代的剧烈变动，同样也是为了显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尚需要非常恭敬且谨慎地处理有关“新时期之前”的政治遗产，这是任何务实且智慧的当权者都势必领悟于心的。在此语境下，文学界“展开一系列否定‘文革’，也暧昧不明地处理‘十七年’的‘历史写作’活动”52。于是，《鲜花》在文学秩序重构过程中的冲越限度和有效性也在此安全范围内被小心地在试探和被容忍。彼时的执政者则期待（毋宁说是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认识到“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进一步来讲，“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并且“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53彼时的中国需要的正是如是般强而有力的反抗力量来纠偏前三十年的政治积患与社会流弊，并且热切呼吁文学以对现实的密切关注来推进社会的持续进步。时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在第四次文代会所作的报告中也特意提及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在桥梁工地上》为代表的百花文学，称赞它们“勇敢地、敏锐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们内部矛盾，发挥了文学的批判作用，引起了读者的重视”54。“双百”方针重获确认，但对其的坚持则一定是为服务于当前的国家发展的历史任务的。正如在第四次文代会闭幕后不久特别强调的：“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55。新的文学秩序的重构，势必要回应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共同目标的时代吁求。由之，包括百花文学在内的十七年的历史资源被在一定范畴内有限认可并予以采用。前述争论双方下意识地规约其范畴的各自言说，恰与文学秩序重构的时代吁求投合并共振。

　　有一种可能是，在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鲜花》作为关涉敏感历史事件（1957年）的指标性文本，是被有选择地解读和使用了。这一“选择”，当然是为了重构文学秩序的合目的性张目。徐勇评价说《鲜花》“政治上的诉求和艺术上的诉求，错综复杂、难分轩轾”，因而“并不是一部纯粹立足于文学史或文学价值的重评式的选本”。56其言凿凿，正中鹄的。实际上，在本文的作者看来，《鲜花》艺术和思想上尚有多种解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新时期伊始文学秩序重构的过程中是被大大地遮蔽和减损了。这种遮蔽和减损基于特定的历史语境和现实诉求，并在此后的历史建构中被一再强化，尚未得到行之有效的清理与还原。关于这一点，本文的作者期待在另外的场域做更加详细的说明。但无论如何，作为新时期伊始可供撷取的有限度的文学遗产之一，《鲜花》就此得以行之有效地见证并呈现了彼时的文学秩序重构。

　　1 李希凡：《从〈本报内部消息〉开始的一股创作上的逆流》，《中国青年报》1957年9月17日。

　　2 10 20 24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年第2期。

　　4 5 ：《在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国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4页。

　　6 吴俊：《“新中国文学70年”的几个文学史问题》，《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7 黄洪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广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8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国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11参见《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内部刊行稿），第259页；刘锡成：《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4—181页。

　　12江曾培原文如此，这里的“1979年底”当为“1978年年底”之误。参见江曾培《半生出版岁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

　　13 30 31 32 43 56徐勇：《选本编纂与八十年代文学生产》，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3、6、80、80—81、9、47页。

　　14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建国以来短篇小说》（下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89页。

　　15 16《人民文学》编辑部编《短篇小说选（1949—1979）》（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编选说明第1、2页。

　　17《人民文学》编辑部编《短篇小说选（1949—1979）》（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22页。

　　18 21 25 28江曾培：《半生出版岁月》，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15年版，第47、49、49、50页。

　　19左泥：《〈重放的鲜花〉走过的荆棘之路》，《编辑学刊》2004年第2期。上述引文的表述有所纰漏，因为我们都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是1978年12月，其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也是同年的11月。

　　26 27 51《〈重放的鲜花〉新版代序》，《小说界》1988年第2期。

　　29吴舒洁：《〈重放的鲜花〉与“拨乱反正”》，《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

　　33赵雪邑：《“鲜花何以重放”——论〈重放的鲜花〉的编纂及其文学史意义》，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34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2页。

　　35李丹：《“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对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3期。

　　36《本刊举办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启事》，《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

　　3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页。

　　38许锦根、朱文华：《春风吹又生——读〈重放的鲜花〉兼论“干预生活”的口号》，《文汇报》1979年7月5日。

　　39苏叔阳、华然、陈思和：《捍卫诚实的权利——读〈重放的鲜花〉》，《读书》1979年第8期。

　　40李国权、汪剑光：《重放的鲜花仍然鲜艳——谈文学的生命力》，《上海文学》1979年第8期。

　　41陈传才、周舟：《文学应当干预生活——评〈重放的鲜花〉》，《人民日报》1979年9月11日。

　　42《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前言。
44 52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201、186页。

　　46 49王忠舜：《谈歌颂与暴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1期。

　　47王若望：《春天里的一股冷风——评〈“歌德”与“缺德”〉》，《光明日报》1979年7月20日。

　　48邢卓：《震动文坛的〈“歌德”与“缺德”风波中的人与事〉》，《读书文摘》2013年第2期。

　　53：《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9页。

　　54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55：《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6页。